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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官方正规手机彩票app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在以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多处制骨作坊遗址,如大司空村和北辛庄制骨作坊遗址,以及居住址和其他手工业作坊遗址内发现的零星骨料,前者是专业性的制骨手工业作坊,后者可能与民间自行制作骨器的家庭手工业有关。以往的前辈学者对专业制骨作坊遗址内与制骨有关的遗迹、遗物及其所反映的制骨工艺技术、制作程序、主要产品、骨料的动物种类作过一定的分析,在很多方面得出了很有价值的认识,但由于缺乏专业的动物考古学家的参与和量化统计分析,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在安阳铁三路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共计2400平方米,发现了一处大型的制骨作坊遗址。该地点位于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遗址北部,紧临安钢大道,与1957年发掘的薛家庄南地(该地点也曾发现了制骨遗迹与制骨有关的遗物)相距不远,很可能属于同一处制骨作坊遗址。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布朗大学邱考斯基考古学与古代世界研究所(theJoukowskyInstituteofArchaeologyandtheAncientWorld)经报批国家文物局同意,开展了对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的合作研究。本次合作项目对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出土的骨料与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记录、测量与称重,着重分析制骨的用料来源,取料、制坯、预成形、加工成形等技术方法与工艺流程,设计制骨工艺的实验考古,探讨制骨手工业的规模、标准化与专业化程度、生产组织以及相关的晚商社会的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经济政治组织,也希望在此基础上有裨于对殷墟遗址的整体布局和聚落形态演变的研究的深入。
  
  由于铁三路制骨作坊2006年度发掘出土的全部动物骨骼重量约32吨,其中绝大多数为加工过的动物骨骼,反映了制骨作坊及其生产量的规模巨大。因为出土骨料与其他动物骨骼数量惊人,我们对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第一阶段的分析设计了对所有骨料按单位称重、浏览与对抽样单位出土动物骨骼全面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并准备在后续的工作中对未抽样单位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适度调整的研究。由于对于与制骨有关的动物骨骼进行动物考古学与制骨工艺分析在国内尚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我们在前期先搜集了部分世界其他地区研究制骨工艺的相关文献,结合殷墟出土骨料的具体特点,设计了对骨料鉴定、观察、测量、称重的纪录方法与要点,并在分析完一个具体考古单位的样品后进行总结,对纪录方法进行适度的调整,有时候还返回原单位进行再观察。在分析抽样单位出土的动物骨骼时,对每一件骨骼进行了编号。鉴定动物具体种属时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不能鉴定到具体的种则不过度鉴定,例如对于可能为黄牛的骨片有的只鉴定到如大型牛科动物或大型哺乳动物的动物分类单元中。在鉴定动物骨骼为哪一类骨骼时,结合骨骼的形状、厚度、大小以及骨骼内壁的形状、纹路、是否有松质骨等具体特征来全面分析。这样可以较为具体地把大多数的骨片鉴定到具体的骨骼类别,也为我们深入、准确地分析具体骨骼的取料、加工方式提供了形态学鉴定的基础。通过第一阶段的鉴定与初步分析,我们对殷墟时期铁三路制骨作坊反映的选料、取料、预成形、加工等一系列制骨手工业流程和工艺以及制作的骨器种类和主要产品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对制骨工业的规模和相关的手工业生产组织有了一定的了解。
  
  从分析的样本来看,出土的与制骨有关的动物骨骼遗存既包括成品、废品、不同阶段的半成品,也包括坯料(多为出现意外破损、开裂的坯料)或备用料、边角料、余料。从锯痕的形态特征和部分骨料的显微观察来看,取料的方法主要是以青铜锯加工锯切。加工的方法则包括切割、削、锉、凿、雕刻、打磨等。从对骨器的成品、废品、半成品和坯料的观察与分析来看,该制骨作坊主产品中大多数为尖状器,其中很可能主要是骨笄,也有制作过程中断裂、破损的笄帽、边刃器、铲、牌状骨器、牙片等。此外,复杂的骨器在制造中往往比简单的骨器容易断损,因而可能会导致在断损的骨器中简单骨器与复杂骨器的相对数量比例比实际情况小。
  
  从骨料的来源来看,为黄牛、水牛、猪、羊、鹿等动物的骨骼,其中以黄牛的骨骼占绝对多数。骨料既有动物的肢骨也有动物的下颌骨、牙齿,还有角,其中以肢骨占多数,其次为动物的下颌骨和鹿角。
  
  动物的肢骨骨料以家养动物的肢骨为主,少见野生动物肢骨,具体到种属来说以普通黄牛的肢骨为主,另有少量的圣水牛、绵羊、猪、鹿的肢骨,偶见马的肢骨。黄牛的肢骨骨料来源包括除指/趾骨外的所有长骨,而以掌跖骨为多。用来制作骨器的骨骼基本上是完整骨骼,因为发现的制骨的余料基本都是骨骼的关节部位和带锯口骨干残片,基本未见有普通消费肉食时截断骨骼的断口方式。但骨骼上也常见割痕等屠宰痕迹,说明当时选取的为剃取肉后的完整骨骼。骨料的动物种属构成和骨骼种类组成都与以往经过动物考古学分析的殷墟白家坟东地、孝民屯、机场南路(新郭家湾)等地点日常消费的动物骨骼组合存在较大的差异,其骨料来源应该不仅限于制骨工匠日常消费的动物,可能还从来自王室、贵族或其他群体日常消费、宴享中食用的动物的骨骼中挑选获得,并且在此之前割取肉块时有意保存骨骼的完整。
  
  制骨的取料方式可以大体概括为以“因形取料、省工省时”为原则。取料一般先在邻近两端关节的部位下锯截取中间骨干作为骨料,因此发现的动物肢骨多为带少许骨干的两端关节部位,而中间骨干相对少见。肢骨关节端所带的骨干一般是包含松质骨较多的部位,不适合作为制骨的备用料。截取骨料时为了效率起见,一般在将骨骼锯至一定深度后,在相对的另一侧重新锯切,锯开大部分后,骨骼用工具或手折断。此外不同骨骼根据不同骨骼的具体形状和其他骨骼特征一般有相对固定的锯切方向,如掌骨因为后侧的骨壁呈长方形的规整骨片,前侧骨壁呈半圆形,故多从后侧下锯使后侧骨壁保存更好,能获得制作骨笄的理想坯料。锯取骨干后再根据不同的骨骼的形状、尺寸、骨质密度在不同部位下锯,截掉骨骼的不规则部位,获得制作预制骨器所需要的理想坯料。从保留和“遗失”的骨干残片所在部位我们可以复原各种骨骼的取料方式和预想获取的制骨坯料是什么。从观察分析的结果来看,殷墟不同时期不同骨骼的取料方式总体上来讲较为固定,每种骨骼都有相对一致的几种模式化的取料方法,但也有所变化,从目前抽样分析的结果来看,到了殷墟文化晚期特别是第四期,取料时对骨骼尽可能最大化的利用,体现了经济节约的原则。这也许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一定的联系。但这种现象是否普遍,还有待下一步扩大抽样分析的样本量来检验。
  
  有锯痕和加工痕迹的动物下颌骨包括猪和牛的下颌骨。猪的下颌骨的犬齿都被抽取,从其形状来看都为公猪的犬齿。为了抽取公猪犬齿,一般将猪下颌联合部锯开,并将犬齿后延尽头之后的部位砍断。我们还发现有加工过的犬齿残片,结合以往殷墟遗址发现的公猪犬齿加工成的牙器,可以进一步证明这类特征的猪下颌骨骨料就是为了获取公猪犬齿来制作牙器。牛的下颌骨发现较少,主要是获得下颌骨的上升支制作骨铲。
  
  角料主要为麋鹿、梅花鹿等大中型鹿的角,一般为锯取坯料后的余料,以及少量作为坯料的角片。从成品分析,有的箭头、骨锥是用鹿角制成。具体的角制品种类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从分析的样本来看,铁三路制骨作坊出土的残次品或废品以及废坯料较少,表明工匠对取料方法、制作工艺的掌握非常熟练;取料方式相对固定,制作工艺成熟、规范,有的骨器制作非常精细。总体上来看呈现高度模式化、标准化的特点,反应了当时制骨手工业的标准化程度。
  
  通过对铁三路制骨作坊出土的动物骨骼的分析,可以重建当时的制骨手工业的工艺流程、手工业的规模、生产专业化的程度、手工业生产组织、与制骨工业有关的动物资源利用和动物经济。在我们的后续研究中将会考虑进一步分析晚商时期的制骨工匠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其身份地位如何?他们生产的产品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还是依附于商王室或特定贵族群体,还是兼而有之?在工匠日常消费的动物骨骼与其他来源的骨骼混杂在一起的情况探讨如何重建工匠日常消费的肉食结构?对与制骨有关的遗存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考察与制骨有关的工具套;对殷墟其他地点出土的可能与家庭制骨手工业有关的动物骨骼遗存进行对比分析;在条件许可的情况采取锶同位素等分析手段对制骨有关的动物骨骼来源地进行探讨等等。

第一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于2009年12月5日至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来自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陈列部、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20多位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及数位国外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另外,近10位国内外学习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由袁靖、袁家荣和李志鹏分别主持,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专门邀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Richard Meadow博士和Ajita Patel博士来讲授他们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经验。二是与会人员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相互交流。三是讨论并通过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和实验室操作规范》。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Richard Meadow博士给大家做了1天半的讲座,介绍了西方学者对动物考古标本的采集、拼对、记录和数据库录入等整理分析的程序,还介绍了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及他对如何做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认识。他的讲座帮助大家开阔了视野,进一步认识到动物考古学研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Ajita Patel博士也给大家做了1天半的讲座,讲授区分山羊和绵羊、水牛和黄牛的骨骼部位特征,陈全家等中国学者也介绍了自己在实践中总结的相关鉴定特征。通过对比现生和考古遗址出土的山羊和绵羊、水牛和黄牛的骨骼进行讲授和交流,使大家获益匪浅,对大家今后鉴定考古遗址出土的这些特征比较相似的骨骼,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汤卓炜、罗鹏、张萌、李谅通过研究中国东北地区古代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发现随着时代的演进至少存在5种利用动物资源的模式:第1种是狩猎模式,包括两个亚类,一类是在晚更新世选择猛犸象—披毛犀等大型哺乳动物为主要狩猎对象,另一类是在全新世以大型鹿科动物为主要狩猎对象;第2种是渔猎采集模式,同样包括两个亚类,一是晚更新世末期的淡水渔猎采集,另一类是海水渔猎采集;第3种是农耕畜牧模式,以吉林德惠金代晚期揽头窝堡遗址为代表;第4种是狩猎及原始农耕突变为农耕及定居畜牧,进而渐变为游牧的模式,以内蒙东部赤峰白音长汗遗址、大山前遗址和井沟子西区墓葬为代表;第5种是伴随有渐增的农耕及定居畜牧的狩猎模式,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吉林通化王八脖子遗址为代表。随着气候干冷化的加快,第4种模式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化及文明进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志鹏通过对殷墟孝民屯、白家坟东地出土动物遗存进行整理与分析,以及结合前掌大遗址的动物骨骼鉴定资料进行探讨,发现晚商时期羊的可鉴定标本数与最小个体数在哺乳动物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始终在15%上下,仅排列于牛、猪之后,说明商代晚期在人类的肉食结构中羊肉始终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肉食来源,当时养羊业的规模比较稳定,以饲养绵羊为主。殷墟羊的死亡年龄结构表明晚商时期养羊的主要目的是产肉,这可能是商代的养羊经济与古代西亚地区以产羊毛或产奶为主要目的养羊业相比独具特色的地方。殷墟孝民屯遗址的幼羊极为少见,说明孝民屯居民消费的羊很可能不是自己畜养的,这种消费模式体现了商代国家可能存在“城市-乡村”的经济系统,城市的肉食资源是由乡村供应的。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杨春对商周时期西岔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研究,发现这是一处长期使用的聚落遗址,当时遗址周围是典型草原景观,气候温干;当时的经济以农业、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和捕捞,猪、牛、羊、马均为家养动物,鹿类为主要狩猎对象;肉食以畜类为主,辅以禽鸟、鱼蚌,对于肉食的加工方式以煮、烤为主;当时该遗址的先民已经掌握了比较熟练的肢解技术,且能大量制作骨铲、骨匕和骨刀;先民还有在人及猪、牛、羊、马四肢骨上涂抹红色粉末状物质,并将其砍砸致断裂后用于祭祀的风俗习惯。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的宋艳波通过对晚商时期的李屋遗址、唐山遗址和前埠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鉴定与统计,发现李屋遗址与前埠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存在差异,其原因可能与遗址本身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不同的地理环境因素对遗址的功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前埠遗址与唐山遗址动物遗存显示的差异,则与地理环境关系不大,主要是受聚落等级的影响。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罗运兵、陶洋以青龙泉遗址为例,探讨了随葬猪骨的现象。通过测量观察,初步认识到这批猪骨绝大部分属于家猪,多为青少年个体,以雄性为主,不同墓葬存在明显不同的屠宰模式,随葬猪骨的数量与包括二次葬在内的葬式的关系十分密切,猪骨的数量是墓主身份的重要表征之一,随葬猪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当时社会的分化状态密切相关。现在,古DNA测试、稳定同位素和微量元素测试等正在进行之中。最后的研究结果一定能够为探讨汉水中游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重要线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胡松梅通过对泉护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和分析,提出该遗址出土的鸟骨和出土的陶鸮鼎、隼形陶饰及彩陶中的鸟形图案有某种相关性;从出土的绵羊骨骼数量、年龄特征、测量数据及埋葬基本完整的1具羊骨架分析,推测这个遗址存在迄今为止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家养绵羊;该遗址还发现了马骨。她通过对关桃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的鉴定和分析,提出前仰韶文化层出土的金丝猴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首次发现的;该遗址还发现了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一能鉴定到种的圣水牛;该遗址出土了苏门犀和爪哇牛等热带动物的遗存,证明当时属于全新世大暖期;此外,还发现了1件马的下颌骨。她通过对神禾塬战国时期车马坑的鉴定,发现马全为雄性,以青壮年为主;在一个随葬坑里发现长臂猿、猞猁、豹、熊、羊和3种禽类,这可能是当时的珍禽异兽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侯彦峰、樊温泉、马萧林通过对战国时期郑韩故城遗址车马坑出土的马骨研究,认为殉葬的马匹可能都为雄性,年龄范围从5岁至14岁,但主要集中在5岁至10岁,依据对2号车马坑内20匹马的骨骼测量结果,推测这些马的身高约为143厘米左右,有些马骨上存在“跗骨赘”和“跗节内肿”等病变特征。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莫林恒、袁家荣通过对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鲢支鳍骨进行研究,发现只有5公斤以上白鲢的背部和臀部才有橄榄状的支鳍骨,第一、第二支鳍骨均在3岁后膨胀,背鳍和臀鳍第一支鳍骨的特征区别明显;依照较完整的背鳍第一支鳍骨的数量,推测当时白鲢的最小个体数为704条;白鲢支鳍骨经横切后所见的纹理结构可鉴定其年龄,依照随机抽取50件背鳍第一支鳍骨进行观察,其年龄范围在4岁至8岁之间,其中5岁占半数左右;有56件白鲢第一支鳍骨的背面和侧面有“V”字型砍痕,这可能是当时人为在背鳍、臀鳍前方分割鱼身所致;依据出土白鲢的年龄结构,推测当时人在捕捞鱼类时已经具备了鱼类生态学的知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黄蕴平介绍了自己对多个遗址出土的猪骨和狗骨研究的成果,对两种动物起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认为数量统计、测量数据和年龄结构分析在研究猪和狗的起源及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根据猪的死亡年龄结构分析,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商周时期,猪的屠宰模式没有明显的变化,猪的死亡年龄以13-24月龄为主,代表了家猪的死亡年龄结构特征;比较不同时期猪下颌前部的长宽指数和第3臼齿长和宽的测量数据,可以看到在猪的驯化过程中,其体型有逐渐变小的趋势,到龙山文化晚期或夏代,才可以从形态上明确区分家猪和野猪,到商代出现最早培育的改良品种――肿面猪。比较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西周时期狗的下颌骨测量数据,发现在长达5000年的驯化过程中,狗的形态特征和体型大小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只是下颌第1臼齿变窄。在先秦时期中国南方的狗比北方的狗体型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吕鹏介绍了自己在广西邕江流域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他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国贝丘遗址的研究历史,其次介绍了位于邕江流域的10处贝丘遗址出土的全部动物遗存的整理和研究状况,这些贝丘遗址出土的动物种属包括腹足纲、瓣鳃纲、甲壳纲、鱼纲、爬行纲、鸟纲、哺乳纲等7个纲的动物,各遗址的年代范围大体相同,但动物种属所占比例及尺寸大小存在差异;当时的居民采取了狩猎、捞捕和捕鱼三种方式获取动物资源;腹足纲、鱼纲、哺乳纲动物共同构成了当地居民肉食结构的主要方面;当地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活动并未对软体动物形成捕捞压。这是中国首次对河岸型贝丘遗址进行全方位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美国布朗大学邱考斯基考古学与古代世界研究所的Roderick Campbell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志鹏、何毓灵、袁靖对合作研究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出土动物骨骼的方法与初步成果进行了介绍。该作坊出土的骨料数量惊人,反映了晚商时期的制骨手工业的规模,也使得研究必须考虑抽样策略。从出土成品和半成品来看,该作坊制作的大部分骨器为骨笄。骨料中主是为黄牛肢骨,各类长骨都被用来制作骨器,而以掌骨和跖骨占多数。此外有的骨料坑中出土较多有加工痕迹的公猪下颌骨,均从下颌联合部中间锯开,以获得公猪獠牙来制作牙质制品。第三类骨料为鹿角料,反映了当时角器的制作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制作骨器后的废料基本都是骨骼的关节部位和截取坯料后的骨干残片,反映了制骨的不同阶段所遗留下来的废料、坯料、边角料、半成品或成品;有加工痕迹的骨骼上不见普通消费肉食时砍断骨骼的断口,由此推测当时用来制作骨器的骨骼为完整的,这些完整骨骼很可能为特意挑选来的。不同的长骨的取料方式可以用“因形取料”来概括,取料时一般都是用锯截取骨干,根据不同长骨的骨骼形状、骨质密度差异从不同部位和方向截取获得理想的坯料。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人类学系的Yin-man Lam结合陶寺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介绍了埋藏学研究的成果。他通过对动物主要肢骨的各个部位进行CT扫描,发现不同部位的骨密度不同,这与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残留的部位有某种对应关系,不同骨骼与骨骼部位的密度差异会影响埋藏后的保存状况,同时骨密度较低的部位往往在当时被废弃后容易被狗等动物啃咬掉,因而相对难以保存。因此我们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时,一定要关注残存的各种动物骨骼的部位数量,在研究时要考虑到埋藏学的背景,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博士生Katherine Brunson对陶寺遗址出土动物的死亡年龄结构反映的不同家畜的屠宰模式进行了研究。从出土猪的死亡年龄结构来看,以未成年的个体占多数,这反映了主要以利用肉食为目的的家畜饲养方式。对出土的绵羊的死亡年龄的研究则表明其年龄都偏大,与国外学者在研究西亚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绵羊的年龄结构类似,这种年龄结构主要与产羊毛的养羊目的有关。因此,她推测陶寺遗址可能已经存在以产羊毛为目的的养羊模式。 除上述发言外,会议还专门用半天的时间,组织大家认真讨论并通过了《动物考古标本的采集和实验室操作规范》。这个规范的执行,既可以帮助我们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每一个人做到基本工作程序的一致性,也可以保证大家鉴定资料的可比性。更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田野考古工作的科学性,为今后充分获取动物遗存信息创造更好的条件。 第一届中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的召开,把全国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们聚集到一起,还特别邀请国际上著名的动物考古学家参加。与会人员从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到实践,进行了相当充分的沟通,多位代表介绍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区分同科或同亚科动物的方法论的探讨、动物考古学操作规范的建立、埋藏学在动物考古学的应用、还涉及到对中国考古遗址出土的贝类、鱼类和哺乳类动物的研究与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的具体探讨。这几个部分的内容都与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关系密切,意义重大。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构建起了全国性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今后,我们可以依托这个平台,扎扎实实地开展中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一步一步地把中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推向前进。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0年3月5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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